前言
董劼的微信头像是一片天蓝地绿的空间中站着一位鹅黄色的人体，胸腹一道红线，像是伤口。这是董劼自己的画作。他的画和小说一样，充满变形的物体和人形，它们如同生出了自我意识，在数个悬置的空间中摇曳，脱离物理规律兀自行进。董劼生于 1996 年的武汉，而后随父母前往上海读书生活，“念过两次幼儿园大班”——他在自己的小说集《迁徙的间隙》中介绍道。这本书中的作品大多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本科的时候写下来的，他称自己为“业余写作者”。写作是董劼除了影像之外的另外一个出口，动机也十分简单：“出于无聊，出于对一段记忆的着迷，出于攀比，出于挑衅，出于疑惑不解或愤怒，出于想象的快感，出于虚荣心，出于自卑和自恋，出于许多不一而同的瞬间。”
“诚实”是董劼唯一的创作准则。他的书写、画作、影像以及连续性思考的日常皆为一体同心；在阅读或观看的时候，是否能借由通感在这些出口之间挖开一条条沟壑，就要交给读者朋友们了。
访谈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东西的？
想起来，的确还比较早。小学的时候我总带一个小本，或者文稿纸，写一些小故事进去。当时我受科幻小说、电影、科普节目还有动画片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也会写那种偏冒险、有一点科幻感的故事。我有件记得很清楚的事情：一次体育课上，我拿着一个特别小的本子写故事，然后被体育老师发现了。我当时只写了 2000 字，但对于小学生来说，你会觉得 2000 字已经非常多了。当时我看了《神奇四侠》，所以模仿写了一篇叫“四人帮历险记”。老师收走之后拿起来看了看，就把本子还给了我，问我知道“四人帮”是什么吗。我摇头，的确不知道，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词听着耳熟。这是我比较早期的一个关于写东西的记忆。
上中学之后，每周都会有写随笔的任务。有时候我会把随笔和周记当成小说来写。当然大家都会默认周记是作文，尤其初中生通常是写叙事文而不是议论文，我有时候会把它写成虚构的内容。因为我语文成绩一直都比较好，老师也知道我是能写好作文的，所以我会比较自信，在写周记或随笔的时候，我就不按老师的要求写。那时候老师对于我提交上来的小说也比较宽容。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小说交上去之后，老师批了三个字：“写小说？”她好像也不是特别在意，考试的时候别这么写就行。
那你考试的时候写过吗？
高中要求是议论文，我一般会写成夹叙夹议。有一年高中毕业会考，我语文拿了一个 D。这个考试我当时很不重视，而且那卷子作文题目挺傻的，就在那瞎写，有点像发泄。
后来你在大学的时候写得就更多了，是吗？
对。现在出版的这本《迁徙的间隙》，基本上是我从大学的业余时间开始写起的。因为我是学电影的，我们有一门课叫“小说鉴赏与人生体验”，那门课的老师看到了一些我在公众号上写的东西，说写得很好。那时候其实我自己不太能判断我写的这些东西在坐标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应该被怎么评价，我没有跟太多人交流过自己写的东西。但老师还是给予了我比较大的肯定，我受到了鼓励，所以大学时期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密集写作的时期。
像我们这些学电影的学生，不可能一直都在拍片子，因为拍电影很麻烦，往往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在业余时间有表达欲望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用写短篇小说的方式去表达。
在写作方面，哪些作家给了你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没有经过系统的文学训练，阅读量跟观影量比是相对很少的，尤其是偏文学或者虚构作品这一块。对我有启发性的还是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他们让我看到，写东西不一定仅仅是讲故事这样简单，你对空间的理解也可以构成一篇小说。这些作品会拓展你对写作这件事的认知，它让我认识到写作可以很自由。
所以你从电影或者视觉材料上吸收的养分，比单纯从文学方面吸收得更多一些吗？
可以这么说。我会从电影和艺术作品中得到启发，比如看立体主义作品时，观察画家对空间的处理，你可以试着把它在另一个媒介上翻译过来。虽然很难用只言片语精确地讲出对位的过程，但你可以想象它们通感上的联系，或者不同媒介对于同一种空间形式、甚至时间形式的不同处理方式，其中会存在一些可以转嫁的地方。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边学电影一边写小说，会经常思考如何做这样的转换。比如电影中一个长镜头的调度，或者蒙太奇的手法，要如何运用进小说，使句与句、词与词之间的连接、转换产生新的感觉。那时候我会试着做一些形式（语言）上的探索。
你会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吗？或者说，你的小说是否因此更容易影像化？
我觉得不太容易。很多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有几个特点：一种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念，或者某一组人物关系、某一个出彩的人物，然后被电影拿过去用；另一种就是它的情节本身特别吸引人。这两种特点都比较容易让小说改编成通俗电影，比如类型片或者叙事性较强的作品。
而在语言上或影像本身有探索和实验的电影，比如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叙事性并不是很强，它不只是在讲故事。这可能和当时我尝试构建的文字上的通感有更多相似之处，当然归根结底它们还是两种语言。
我始终认为，当一种语言越往深处走的时候，它就越来越难以翻译，像诗就是很难翻译的，你也很难把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转化成一篇小说。而《教父》的原著其实又并非文学史上多么伟大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在小说上进行语言探索时，反而不一定适合改编成电影。故事性很强的通俗文学会让你在读的时候产生画面感，恰恰源于它的强情节、动作性。
在你看来，写作当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对我来说，难点是比较写实的人物、人物关系和情感的处理。我现在反思大学时期的创作，说好听一点，可以说是比较轻盈、比较不拘泥于现实的、自由的写作。但如果再进一步，我需要去找更根植于现实的部分，它不能是一个完全悬浮的东西。
有时候一个作品缺乏力量感，往往是触碰到了作者心底想要保护的东西；如果绕过去，结果总会像缺点什么。如果创作者足够真诚和勇敢，他的作品会给你以重击。
你近期处于怎样的状态？也在写作吗？近期的写作是否会向你所说的方向倾斜？
我现在算是自由职业，在准备我的第一部长片电影。过去一年中，我帮一些朋友的电影做剪辑。未来这一两年，应该会专心于自己的剧本，然后尽力把这个剧本拍出来。
当我把小说作为电影之外的出口，我会更多地把私人情感和想象注入进去。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很奢侈的：别人花很多时间去看你写的东西，这些可能和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只属于你自己记忆的一个变形。到做剧本的时候，除了自我的投射外，我还希望能写到“他者”和“环境”。我想电影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所以不管是之前的短片还是现在的长片，都会更专注于人物和一些当下的现实元素。
当下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你是否觉得网络信息的丰富会对深度阅读造成干扰？
这个现象肯定存在。对我来讲，个人习惯没有多大改变。不过我会觉得，网络时代一个人每天阅读和生产的文字量可能前所未有地多，只不过由很多碎片组合在一起，但总和的信息量也是巨大的。今天几乎每一个人，尤其是城市中的人，都能读会写，有思辨能力，也有参与各种话题的冲动，哪怕这种参与只是转发或者评论。看到朋友圈里有事件被讨论，大家都在评论、转发，我会认为这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分子行为。然而仔细想想，又会发现这些并不一定是每个人真正关心的东西。
深度阅读的减少，可能有一个原因是人们缺乏自己真正关心或困惑的事情，更多思考的是较为功利的问题。他对这个世界、对社会现状有任何真实的困惑吗？当他没有困惑，没有对公共议题真正的关心和参与，或者找不到这些问题和自己生活的联系时，就很难深入探索某一个领域。他可以吸收别人输出的观点和现成的概念，把它们作为自己的武器，等某个话题出现时再展示出来。我感觉现在更多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你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写作，怎样进入状态？
写短篇小说时，我通常会在情感浓度高的时候去写。写剧本对我来说更像一份工作，我会每天计划写几个小时，从几点写到几点，一直写下去。
你关注的话题有哪些？
我关注的很多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事情。笼统地说，比如外卖员的遭遇、性别平等、互联网媒介带来的理解世界尺度的变化和人们性情的变化，还有中小学教育。我最近还发现，尤其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不想回家过年，好像总有一点想要逃离家庭的状态；我周围许多年轻朋友也都有抑郁倾向。这些话题都是我想更深入了解的，之后也许会成为我的素材。
你是否会考虑将写作作为职业？其实对于你来说，似乎并不需要这样划分。
对。所谓职业就是一个分工化的结果。我甚至不会认为导演是我的职业。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不能简单归属于某种分工体系下面。创造性的劳动或者说创作本身，其实不该被划在社会分工中，创作是一个很“人”的行为。
你怎样看待“每个年轻人都是诗人”这样的说法？
我感觉这是一种修辞。它真正想说的是，年少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很纯真的情感，都会有情感压过理性的时候，有很冲动、很浪漫的东西出现。按这个说法，我们还可以再造一些句子：每个活到 80 岁的人都是一位哲学家，因为他有更丰富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思考；或者每个 50 岁的人都能成为作家，因为面临中年危机，面临事业、生活、婚姻上的困苦，他也许正试图在庸碌和郁闷中找到一个出口，那么他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这种修辞揭示了许多人的动因。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表达，比如发朋友圈也是在写作，当然它不是那种创造性很强的写作。
假如有朋友向你询问如何开启写作，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向。一是去写你最熟悉的生活，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写下来，不用管它在文学批评上有什么价值，也不用把以前在学校学到的理论往上套。慢慢你会意识到，写作往往很自然地发生。
二是更重要的：你需要找到真正关心的事情或人，拥有真正的困惑。而拥有关心和困惑需要的恰恰是生活实践，是做、说，而非想。这样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表达欲。写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画成画也好，都是开启创作的出发点。